破敗的萬山三角岩社區,一派冷寂。
工資不高,而且知道這樣工作很危險,很容易中毒,但是工人很習慣也享受這樣生活,覺得滿足。

  工人們知道汞是有毒的,但是靠山吃山,他們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了,免疫了,也只能靠這活來增加收入,要不沒錢花。
  大龍鎮重譚組的劉婆婆說,被污染的田種出來的米是“黑”的,大家都不敢用來吃,只有多洗洗然後煮來喂豬,大家都是買米吃。
  像一架龐大的超級馬車,行駛633年後,“中國汞都”貴州萬山的汞礦戛然而止。它曾承載貴州萬山特區疾馳,並將其推向“小香港”、“小深圳”的繁榮巔峰。2001年10月,貴州汞礦因資源枯竭,被宣佈政策性關閉。
  萬山汞儲量居亞洲第一、世界第三,因盛產硃砂、水銀,曾是中國最大的汞工業生產基地,有“中國汞都”之稱。1949年後成立貴州汞礦,開始大規模工業化開采。1966年,為服務這裡的汞礦開采,國家設立萬山特區。2011年,改稱萬山區,隸屬於銅仁市。
  這種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80位的致命元素、地球上唯一的液態金屬,它所附著的丹砂,自古以來就被用來煉製據說能讓人長生不死的丹藥,最早在萬山開采可上溯至秦漢時代,有記載的官方採冶也長達600餘年,始於明初。
  2009年3月,國務院將萬山列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。2011年初,萬山特區開啟了一場“產業原地轉型,城市異地轉型”的雙轉型艱難之旅。
  5年後,澎湃新聞重新打量這座轉型中的城市,發現在這場華麗轉身中,仍有部分原貴州汞礦職工,承受著企業關閉後,帶來的離異、失業、吸毒、汞中毒、汞污染和死亡困擾。
  生意難做的三輪車夫
  清晨6時30分,黃亞平發動了紅色“富路”三輪車的引擎。
  幾聲粗重的突突聲後,他從萬山特區同心社區B區的緩坡上,將這輛花2.3萬元買的嶄新雙缸三輪車慢慢駛向汞都大道。臨近汞都大道路口,他左右觀察來往的車流,尋找轉向的機會。
  2002年,貴州汞礦宣佈政策性關閉後,他和少部分被一次性買斷工齡的汞礦職工一樣,購置了這樣的三輪車,穿行在萬山特區的解放街和汞都路兩條主幹道,以及分別從這座城市南北延伸開去的汞都大道和三角岩、土坪。
  黃亞平的父親,曾是貴州汞礦技術學校的司務長,1962年,因矽肺病去世。1979年,他在這所技校讀了兩年選礦專業,畢業後被分到貴州汞礦二坑工作。黃家有六兄妹,黃亞平排行老二,還有一位大姐、兩個弟弟和一個小妹。
  大姐和他一樣在貴州汞礦工作。兩個弟弟從貴州汞礦技校畢業後,就被位於貴陽的貴州鋁廠招去了。他說,幸好兩位兄弟去了貴州鋁廠,不然一家人就更倒霉了。
  黃亞平小妹的命運,似乎比其他兄妹更加不堪。她從萬山職業中專畢業後,沒有分配到工作,去了深圳打工,30多歲時,因吸毒過量死亡。“一個漂漂亮亮的姑娘,太可惜了!”
  這位55歲的貴州汞礦二代職工,已開了10多年三輪出租車。
  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機會。在貴州汞礦關閉時,有1146名職工選擇了一次性買斷工齡。離開這個曾經在全國輝煌一時的單位後,有的礦工選擇了外出打工。但由於他們在汞礦工作多年,技術相對單一,加上年齡較大,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。
  在這座城市裡,三輪摩托車是唯一的“出租車”。
  黃亞平說,這10年裡,三輪車的起步價從1元漲到了3元。而93號汽油的價格也從每升2.5元漲到現在的8.04元。汞礦關閉時,整個萬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輪出租車,現在已增至246台。其中,有近一半左右的經營者身份是貴州汞礦前礦工。
  生意越來越難做。
  三輪車夫楊明軒說,行業競爭太激烈了,他們每天的收入很少能達到100元。這個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帶之間,步行不會超過20分鐘,只有三四家小型KTV。晚上10點左右,街道就變得很冷清。在這座像極中國大多數90年代初期縣城的城市,這個行業掙錢不易。
  貴州汞礦關閉後,黃亞平就花了2900元買了一輛二手三輪車,每天上午6點起床,6點30分發車,上午11點左右回家吃中飯。下午1點,他再次出車,晚飯前收工。周而複始。13年裡,他換了4輛三輪車。每臺車的價格越來越高,動力也越來越大,但掙錢的空間越來越小。
  汞都大道上的車流越來越小。黃亞平開啟桔紅色的左轉彎燈,扭轉方向盤,忽閃忽閃地駛向2.5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。
  礦工紛紛離婚
  2014年6月,黃亞平再婚,妻子來自萬山高樓坪。
  這是他與前妻離婚10年後的又一場婚姻。1994年,前妻工作的貴州汞礦所轄大龍氯鹼煤廠因投資嚴重失誤,資金無力周轉而全線停產。在無事可做,生活壓力與日俱增的情況下,黃亞平的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。
  2001年貴州汞礦關閉前10天左右,前妻回萬山與黃亞平離婚。那時,貴州汞礦敗象早顯,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,妻子無法再與他生活下去。離婚後,讀小學四年級的兒子判給了他。再婚時,兒子已25歲,在貴陽跟表哥學做裝潢設計。他說兒子支持他再婚。
  這樣的離婚現象,不止屬於黃亞平一個人。
  電焊工曾麗娜也是其中之一。她一生命運波折。7歲時,父親因汞中毒去世。16歲那年,她剛參加工作時,先去五坑修渣壩,半年後,被調到食堂工作。再後來,她又被調去做電焊工。
  2001年,貴州汞礦關閉時,她被以3萬多元買斷工齡。她在貴州汞礦下屬安裝公司工作的丈夫,也在這年被買斷工齡。
  這年,他們10多歲的大女兒還在讀小學,兒子也才1歲多。
  被買斷工齡後,丈夫去臨近的貴州玉屏縣做摩托車修理。她卻因身體諸多不適,以及腦萎縮和胃潰瘍等病癥無法再工作了。一家人的生活,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維持。“有時連飯都吃不上”。
  2009年,丈夫提出了離婚。理由是她的身體越來越差,負擔越來越重。現在,曾麗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養老金生活。但錢太少,“根本不敢亂用。”
  多位貴州汞礦的退休職工說,汞礦關閉後,離婚已成礦工二代中的普遍現象。這個現象,與貴州汞礦鼎盛時期的上世紀70-80年代相比,反差巨大。
  80年代左右,貴州汞礦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-80元工資。那會兒,銅仁地區很多縣裡的年輕人畢業後,都願意來貴州汞礦工作。“全國只有兩三個省沒有人在這裡工作。”另一個讓貴州汞礦工人自豪的事情,是他們的婚戀。“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,都能找到一個漂亮媳婦”。
  當時,在上海等大城市暢銷的奢侈品,諸如兩百多元一床的鴨絨毯,也能很快在萬山的百貨商店賣出去。曾在貴州汞礦電影院擔任放映員的劉友培說,那些年,這個電影院經常在第一時間上映最新的國際大片,如在日本轟動一時的《望鄉》、印度的《流浪者》,而兩公裡外的萬山特區電影院,通常在兩個月後才開始放映。這種繁榮景象,讓這個偏居中國西南一隅的山區單位所在地,被貼上了“小香港”和“小深圳”的標簽。
  礦工們走在外面,“腰桿都比別人挺得直一些”。汞礦關閉後,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壓力,讓礦工們的腰桿不再像當年直了。而那些當年衝著嫁到汞礦過美好生活的部分姑娘,正漸次頹然離去。
  在萬山,廣為流傳這樣一個真實的事件:梅花路一名陳姓礦工買斷工齡後,妻子離他而去。他整日鬱郁寡歡,借酒消愁,最後跳樓自殺。也有人說,他是醉酒後,不慎從樓上摔下致死。
  吸毒的失意群體
  申玉珍的步履,像一位負債纍纍的母親在愁苦地跋涉。
  她和黃亞平同住萬山同心社區B區。這位71歲的老婦,走路有些瘸。她的腿是在2008年開始瘸的。那年,她去貴州省委上訪,在省委門前的地上睡了一個禮拜後,腿就開始瘸了。此外,她還有高血壓和腦萎縮。
  申玉珍是礦工家屬。1998年,她的丈夫在貴州汞礦工作了35年後,因矽肺病晚期去世。1993年,小兒子姚本強,被貴州水鋼招去做電焊工。大兒子姚本發,一直在貴州汞礦做冶煉工。弟弟去貴州水鋼這年,姚本髮結婚了,妻子吳氏是萬山人。
  2001年,36歲的姚本發工作8年後,貴州汞礦關閉,他拿到1.9萬元買斷工齡安置費。第二年,失意落魄的姚開始吸食海洛因。剛開始,1克海洛因50元,後來漲到100多元。
  1.9萬元很快就被花光。他後來成為低保戶,每月有230元低保金。
  錢花光後,他賣掉萬山三角岩家裡結婚時買的彩電、沙發、戒指和床鋪。家裡值錢的物什全都變成他的毒資。毒癮鬼魅般如影隨形。他開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樣,四處尋找廢鐵賣。
  三角岩是貴州汞礦工人的一個聚居地。除了當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,三角岩是所有貴州汞礦10個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區,人口最多時有1829人。
  汞礦關閉後,待業青年們喜歡在這些社區里晃蕩。後來,海洛因也開始進入這個社區,成了部分無業和失意工人們釋放煩惱的東西。有時,貴陽有也有零包販毒人員來這裡兜售海洛因。
  姚本發也是這個失意群體中的一員。
  沒有錢買海洛因時,姚本發痛苦得在地上打滾。看到兒子的痛苦狀態,申玉珍偶爾也會從微薄的撫恤金里,拿出一點給兒子買海洛因。姚本發曾在戒掉毒癮後,在萬山找過工作,但對方說他吸過毒,名聲不好,不願聘他。
  有一年,申玉珍給了1500元,讓兒子去外省找工作。10多天后,姚本發回來了。母親給他的錢也全部花光。他說自己去過湖南、浙江和廣東等地,工廠招工的人都說他年紀太大,不願錄用他。
  2004年,妻子吳氏跟他離婚了。
  他繼續開始吸毒。2013年12月6日,他被當地抓去萬山戒毒所強制戒毒。
  當毒癮越來越大時,有的吸毒者開始選擇註射吸食海洛因。萬山一位公務員說,曾有人因為過量註射而死亡,被人們發現時,屍體已開始腐爛。
  7月2日上午,萬山陣雨。三角岩一派靜謐。這個四處房屋垮塌、灰濛蒙的小區里,空寂冷清。如果不是偶爾從一幢平房裡傳出來的電視節目聲音,以及偶或突突駛過的三輪出租車,會讓人有步入一座死城的錯覺。
  隨意推開一間房門,潮濕和發黴的氣息撲面而來。現在繼續留在這些破敗房子里的,是少部分60-70歲的老人。無論白晝黑夜,他們都不敢離開屋子太遠,因為經常有一些吸毒的年輕人,趁他們不在家時,溜進屋裡盜竊一切值錢的東西。幾幢上世紀80年代前後修建的樓房裡,鐵制窗欞也大多被偷走。
  申玉珍說,當年為了幫國家還蘇聯的債務,貴州汞礦做了數億元的貢獻。“憑什麼現在讓我們來承受這樣的生活?”
  鞋穿重了就走不動的汞中毒者
  黃亞平的紅色三輪出租車,如果穿過同心社區,再通過汞都大道、汞都路、辰砂路,幾經蜿蜒後,就能在5、6分鐘後到達3公裡外的土坪路。袁仁純家就在這條路上一幢破舊的單元樓。
  袁仁純在吃午飯,酒盃里的酒快要喝完了。
  10多分鐘後,這位72歲的老人再次端著杯子,手指顫抖著喝光最後一口酒。
  1965年,他開始在汞礦工作。1989年9月,他被查出汞中毒,鑒定為8級工傷。後來,他被送去貴州汞礦技校附近的療養院療養。療養期間,每天伙食不錯,但根本吃不下東西。
  自周秦以來,中國就開始用丹砂來煉製據說能讓人長生不死的丹藥。現在,這種被命名為汞的致命元素,正讓原貴州汞礦部分職工,承受著中毒後的痛苦。
  袁仁純說,汞中毒後,走上坡路時雙腳乏力,經常性頭暈。
  當年,貴州汞礦紅火時,袁仁純曾在五坑做過冶煉的大班班長。那時每月要生產8噸汞,生產壓力和工作強度都較大,這樣的情況下,他們與汞接觸的頻率很高。
  據《貴州汞礦史料》記載,在官方正式接管貴州汞礦兩年後的1954年,就曾因134人次汞中毒,而導致休工達600多日。之前,貴州汞礦的冶煉一直採用土竈,回收率僅為50-60%,“這意味著有40-50%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氣中,汞蒸氣濃度超過標準460倍。
  那時,在汞礦工作時,袁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,頗受敬重,“現在沒人管我們了。”
  另一位汞中毒者劉黑子,兩年前已去世。
  2011年,澎湃新聞採訪他時,這位79歲的礦工,住在萬山冒水壟路一幢80年代修建的單元樓1樓里。他左手端著飯碗,右手握著筷子,正艱難地往嘴裡扒飯粒,一雙手不停地顫抖。導致他雙手顫抖的,正是多年從事汞礦工作所帶來的汞中毒。
  在他20多歲時,他的汞中毒癥狀,僅是口腔潰爛。
  劉黑子55歲的女兒劉紹萍拿出一個白色藥瓶,上面印著“丙戊酸鈉緩釋片”字樣。女兒回憶,父親早晚吃一片,以此來緩解雙手顫抖。除了雙手顫抖外,他還是一名塵肺病二期患者。
  在劉黑子的記憶中,他6歲開始接觸汞。那年,他和母親從家鄉湖南麻陽縣一路乞討至貴州,最後在貴州汞礦做了一名童工。在礦上,和他年齡相仿的童工有很多。他沒有想到,這一生的命運輪盤,從此與地球上唯一的液態金屬掛上了鉤。
  不斷顫抖的手腳,讓劉黑子的行動有些遲緩。他用手摩挲臉頰時,手是顫抖的,無法控制,“內心很慌”。走路不能穿厚重的鞋子,“每天都只能給他穿輕便的鞋子,重了就走不動。”
  劉黑子仍記得,他的汞中毒是發生在1960年和1961年。那時,他所在的貴州汞礦五坑,每月要生產30噸水銀,只有他一個人裝罐,每罐裝50斤。
  後來,礦上要求礦工中的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在礦洞的逼仄空間里,用高壓水沖洗汞礦石,並用刷子將含水銀的部分刷下來,再用木炭炒。年輕的劉黑子是黨員之一,他因此而成為洗礦工人。一洗就是好幾年。他的開始口腔潰爛,直到他感覺“不對”,才換了其它崗位。
  1963年7月25日,貴州汞礦在對礦工做體檢時發現,礦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,患病率為6.6%。劉黑子正是這6.6%中的一名。24年後的1987年6月底,這個數字增加至274人。這是貴州汞礦關閉前,最後一次出現在《貴州汞礦史料》之“貴州汞礦大事記”里的記錄。
  在萬山的“雙轉型”中,這批汞中毒者,仍在繼續承受著手腳顫抖、易怒、煩躁和精神錯亂等帶來的痛苦和煩惱。他們中的部分人,有的只吃一些維生素,有的根本不吃藥,“讓汞自己慢慢排放出體外。”
  “以前是汞污染,現在是錳污染”
  黃亞平的紅色三輪車,從萬山鎮東北方向的盤山公路蜿蜒而下。
  20分鐘左右,就到了13公裡外的下溪鄉下場溪村。40歲的村民吳從玉,正坐在家裡看管兩個孩子。妻子扛著鋤頭,剛從地里回來。離他家不遠處,稻田裡的秧苗長勢不錯。
  幾個月後,這些成熟後的稻穀,又將被賣給前來收購的外鄉人。約7年前始,吳從玉家就再也沒吃過自己種的大米。那年,他們家種出的稻穀上開始出現黑點,有的還是空殼。
  也是從那年開始,他們家稻田旁用來灌溉的河流開始變黑。從此,稻田裡種出的糯米也沒有糯性。到了收割季節,稻葉仍是青色的。村民赤腳或穿涼鞋從河裡淌過,腳會惡癢難耐,用手撓時會潰爛。
  污染來自上游的萬山鎮。
  2003年,在萬山鎮創建的萬泰錳業,以生產電解錳等產品為主,生產中產生的廢水從萬山鎮註入大水溪,一直流淌至吳從玉家門前的溪流。
  2012年11月7日16時許,萬山區萬泰錳業有限公司尾渣庫底部導洪管破裂,庫內錳渣隨溪水排放至下溪河,造成下溪河污染,下溪河匯入錦江河。污染的水流,一直順流而下註入了湖南的麻陽縣,並流經麻陽縣的13個鄉鎮,涉及10萬餘人。
  下場溪村的30多戶村民發現,從7年前開始,他們種出的大米,吃起來味道怪怪的。自此,他們家再不吃自己種的大米了。後來,一些外地人開始來他們村裡收購稻穀,100斤130元。賣完稻穀後,他們再以每百斤240元左右的價格,去萬山高樓坪購買出產的無污染大米。
  從那年開始,萬泰錳業開始以每百斤稻穀80元的青苗費,補貼沿溪一帶村民。吳從玉說,他們只在稻田污染後的兩年裡,將從裡面生產出來的大米賣給外地人。之後一直到現在,他和其他稻田受到污染的村民一樣,將稻田改為旱地,種植玉米和紅薯,用來喂豬和喂牛。每年,吳家需要在外地購買500斤左右的無污染大米,“用賣菜和部分低保費來購買,買了五六年了。”
  這種情況,以前從未出現過。河水變黑的第二年,包括下場溪在內的溪畔幾百名村民,前往萬泰錳業討說法。後來,政府出面調停。
  到了2013年,這筆費用不再發放,官方給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後,這家企業已停止生產。澎湃新聞從工信部官網檢索發現,2013年7月18日,貴州萬泰錳業被納入《2013年19個工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企業名單(第一批)》中的《2013年鐵合金淘汰落後產能企業名單》,全國有184家鐵合金企業位列其中。工信部要求這家企業在“2013年年底前徹底拆除淘汰,不得向其他地區轉移。”
  “以前是汞污染,現在又是錳污染。”吳從玉無奈地搖搖頭。
  在《貴州汞礦史料》里有這樣的記錄:“據貴州省環境保護局文件所說,貴州汞礦排放的廢水量每日600立方米以上,含汞濃度超過國家標準數千甚至上萬倍。”上海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蔣大和曾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,1毫克汞滲入地下,可造成大約360噸水受污染。
  當地官方向澎湃新聞提供的一份於2014年5月印製的《新聞素材彙編》顯示,萬山受污染的土地面積約10萬畝,涉及10萬人左右。
  萬山區環保局曾向《每日經濟新聞》透露,以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三級標準值汞含量1.5mg/kg作為對比值,萬山老礦區下游的敖寨河兩岸受污染農田土壤汞含量25.68mg/kg,超標17.1倍;下溪鄉兩岸受污染農田土壤汞含量278.5mg/kg,超標185.6倍。
  2014年4月10日的《貴州日報》報道說,目前,針對此前因汞帶來的土壤重金屬污染,萬山特區已編製了《貴州銅仁典型區域土壤污染綜合治理項目實施方案》,擬重點對下下溪鄉和敖寨鄉沿河兩岸的4783畝污染耕地進行修複。這個項目需要投入20億元,當地官方已於2013年底上報國家環保部,尚待評審通過。澎湃新聞欲向萬山特區環保局求證詳情,萬山宣傳部以環保局相關負責人很忙而婉拒。
  吳從玉不知道,他們家稻田裡的土壤何時才能變得安全。4、5年前,有貴陽的專家來他們這裡取過污染的土壤樣本去化驗,但吳至今並未獲知專家此次的化驗結果。
  叫屈的末代礦長
  至今,黃亞平他們仍在恨一個人。
  這位被痛恨的人物,叫宋龍順,貴州汞礦的最後一任礦長,被他們稱為貴州汞礦的“末代皇帝”。工人們痛恨宋龍順的緣由,是因為宋龍順任期上,讓一度輝煌的中國汞都推向關閉。他們認為,按當時的汞礦資源,應該仍可以繼續生產一些年頭。
  工人們認為,他們的命運發生這般波折,宋龍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
  在這樣的邏輯推動下,從貴州汞礦關閉時起,工人們至今仍在通過各種渠道進行上訪。
  69歲的宋龍順難過得有些哽咽。
  2001年10月,他對2400多名在職職工宣佈,貴州汞礦因資不抵債而破產關閉。
  13年後,他仍無法釋懷的是,從他上任到離開貴州汞礦,一直有職工在不斷舉報他。這些職工們猜測,他在擔任貴州汞礦最後一任礦長期間存在貪腐行為,並用貪腐來的錢,在北京上海等地買了房子。
  宋龍順說,雖然自己理解職工們當時的心情,但他無法接受他們毫無根據的告狀。“在中國,很多時候謠言三遍就成真理了。”後來,警察也曾找他做過調查,但因無據可循而告終。
  在汞礦關閉後,生活越來越無著落的職工們,仍舊在四處寫信和材料舉報他。他無法接受這樣毫無根據的舉報,覺得自己很委屈。他說自己真的有“末代皇帝”的悲涼心情。
  事實上,1997年3月28日,宋龍順上任後就面臨很多難題。
  那時,貴州汞礦有3個月沒發工資了,公司也有幾年沒召開職代會。他先想法籌錢發放了一個月的工資,召開了職代會,並解決了公司的生產問題。之前,因為沒有錢,公司已有兩個月沒交電費,給礦區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帶來了影響。
  沒多久,宋龍順親眼看到,銅仁地區供電局剪掉供電的高壓線。無奈下,他最後決定用柴油機發電,並很快和臨近的玉屏縣供電局達成合作意向,對方用小水電給貴州汞礦輸電。
  1998年是最困難的一年。國家每年撥付一千萬來支付工資,但到這年年底,仍有30萬元缺口。他開車走了5個省去要債,併在9天內用要回的貨款補上了缺口。
  1987年11月,宋的前任們,決定在大龍投資7470萬元創辦氯鹼鎂廠。氯鹼鎂廠建好後,產品在市場上並不走俏。宋龍順說,這個投資行為,給貴州汞礦帶來了“傷筋動骨”般的傷害。
  1999年,他仍在到處向省里和國家爭取政策和資金,來解決職工的吃飯問題等,並將近500多名職工分流到其他企業去。
  作為中國最大的汞礦企業,貴州汞礦被關閉後,國內市場里汞的價格,曾一度因供不應求而上揚到每噸80萬元。2000年,宋龍順最後一次賣汞時,價格才每噸10萬元,“要是當時的價格能達到每噸80萬元,貴州汞礦就不會馬上宣佈關閉了,至少還可以延續幾年。”
  “中國汞都”的轉型,在五年後進入了實質性階段。
  2011年以來,萬山啟動了總面積30平方公里的“萬山轉型工業園區”,目前已入駐51家企業。2014年底,萬山區政府將搬遷到銅仁市的謝橋新區,這裡將成為銅仁市經濟發展的兩翼,另外“一翼”是銅仁的碧江區。
  官方的這兩大轉型之舉,似乎沒有給這個前礦工群體帶來太多欣喜。他們仍不想輕易放棄上訪,只是不知道新一輪的上訪,將於何時候出發。
  黃亞平的“富路”三輪車,發出更加沉悶的突突聲,向著汞都路方向繼續疾馳。
  (應受訪者要求,文中受訪者楊明軒為化名)(來源:澎湃新聞thepaper.cn)
(原標題:貴州萬山礦工陷汞毒泥潭 "汞都"申請20億元治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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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ry 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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