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ary In

破敗的萬山三角岩社區，一派冷寂。
工資不高，而且知道這樣工作很危險，很容易中毒，但是工人很習慣也享受這樣生活，覺得滿足。

　　工人們知道汞是有毒的，但是靠山吃山，他們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了，免疫了，也只能靠這活來增加收入，要不沒錢花。
　　大龍鎮重譚組的劉婆婆說，被污染的田種出來的米是“黑”的，大家都不敢用來吃，只有多洗洗然後煮來喂豬，大家都是買米吃。
　　像一架龐大的超級馬車，行駛633年後，“中國汞都”貴州萬山的汞礦戛然而止。它曾承載貴州萬山特區疾馳，並將其推向“小香港”、“小深圳”的繁榮巔峰。2001年10月，貴州汞礦因資源枯竭，被宣佈政策性關閉。
　　萬山汞儲量居亞洲第一、世界第三，因盛產硃砂、水銀，曾是中國最大的汞工業生產基地，有“中國汞都”之稱。1949年後成立貴州汞礦，開始大規模工業化開采。1966年，為服務這裡的汞礦開采，國家設立萬山特區。2011年，改稱萬山區，隸屬於銅仁市。
　　這種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80位的致命元素、地球上唯一的液態金屬，它所附著的丹砂，自古以來就被用來煉製據說能讓人長生不死的丹藥，最早在萬山開采可上溯至秦漢時代，有記載的官方採冶也長達600餘年，始於明初。
　　2009年3月，國務院將萬山列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。2011年初，萬山特區開啟了一場“產業原地轉型，城市異地轉型”的雙轉型艱難之旅。
　　5年後，澎湃新聞重新打量這座轉型中的城市，發現在這場華麗轉身中，仍有部分原貴州汞礦職工，承受著企業關閉後，帶來的離異、失業、吸毒、汞中毒、汞污染和死亡困擾。
　　生意難做的三輪車夫
　　清晨6時30分，黃亞平發動了紅色“富路”三輪車的引擎。
　　幾聲粗重的突突聲後，他從萬山特區同心社區B區的緩坡上，將這輛花2.3萬元買的嶄新雙缸三輪車慢慢駛向汞都大道。臨近汞都大道路口，他左右觀察來往的車流，尋找轉向的機會。
　　2002年，貴州汞礦宣佈政策性關閉後，他和少部分被一次性買斷工齡的汞礦職工一樣，購置了這樣的三輪車，穿行在萬山特區的解放街和汞都路兩條主幹道，以及分別從這座城市南北延伸開去的汞都大道和三角岩、土坪。
　　黃亞平的父親，曾是貴州汞礦技術學校的司務長，1962年，因矽肺病去世。1979年，他在這所技校讀了兩年選礦專業，畢業後被分到貴州汞礦二坑工作。黃家有六兄妹，黃亞平排行老二，還有一位大姐、兩個弟弟和一個小妹。
　　大姐和他一樣在貴州汞礦工作。兩個弟弟從貴州汞礦技校畢業後，就被位於貴陽的貴州鋁廠招去了。他說，幸好兩位兄弟去了貴州鋁廠，不然一家人就更倒霉了。
　　黃亞平小妹的命運，似乎比其他兄妹更加不堪。她從萬山職業中專畢業後，沒有分配到工作，去了深圳打工，30多歲時，因吸毒過量死亡。“一個漂漂亮亮的姑娘，太可惜了！”
　　這位55歲的貴州汞礦二代職工，已開了10多年三輪出租車。
　　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機會。在貴州汞礦關閉時，有1146名職工選擇了一次性買斷工齡。離開這個曾經在全國輝煌一時的單位後，有的礦工選擇了外出打工。但由於他們在汞礦工作多年，技術相對單一，加上年齡較大，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。
　　在這座城市裡，三輪摩托車是唯一的“出租車”。
　　黃亞平說，這10年裡，三輪車的起步價從1元漲到了3元。而93號汽油的價格也從每升2.5元漲到現在的8.04元。汞礦關閉時，整個萬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輪出租車，現在已增至246台。其中，有近一半左右的經營者身份是貴州汞礦前礦工。
　　生意越來越難做。
　　三輪車夫楊明軒說，行業競爭太激烈了，他們每天的收入很少能達到100元。這個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帶之間，步行不會超過20分鐘，只有三四家小型KTV。晚上10點左右，街道就變得很冷清。在這座像極中國大多數90年代初期縣城的城市，這個行業掙錢不易。
　　貴州汞礦關閉後，黃亞平就花了2900元買了一輛二手三輪車，每天上午6點起床，6點30分發車，上午11點左右回家吃中飯。下午1點，他再次出車，晚飯前收工。周而複始。13年裡，他換了4輛三輪車。每臺車的價格越來越高，動力也越來越大，但掙錢的空間越來越小。
　　汞都大道上的車流越來越小。黃亞平開啟桔紅色的左轉彎燈，扭轉方向盤，忽閃忽閃地駛向2.5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。
　　礦工紛紛離婚
　　2014年6月，黃亞平再婚，妻子來自萬山高樓坪。
　　這是他與前妻離婚10年後的又一場婚姻。1994年，前妻工作的貴州汞礦所轄大龍氯鹼煤廠因投資嚴重失誤，資金無力周轉而全線停產。在無事可做，生活壓力與日俱增的情況下，黃亞平的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。
　　2001年貴州汞礦關閉前10天左右，前妻回萬山與黃亞平離婚。那時，貴州汞礦敗象早顯，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，妻子無法再與他生活下去。離婚後，讀小學四年級的兒子判給了他。再婚時，兒子已25歲，在貴陽跟表哥學做裝潢設計。他說兒子支持他再婚。
　　這樣的離婚現象，不止屬於黃亞平一個人。
　　電焊工曾麗娜也是其中之一。她一生命運波折。7歲時，父親因汞中毒去世。16歲那年，她剛參加工作時，先去五坑修渣壩，半年後，被調到食堂工作。再後來，她又被調去做電焊工。
　　2001年，貴州汞礦關閉時，她被以3萬多元買斷工齡。她在貴州汞礦下屬安裝公司工作的丈夫，也在這年被買斷工齡。
　　這年，他們10多歲的大女兒還在讀小學，兒子也才1歲多。
　　被買斷工齡後，丈夫去臨近的貴州玉屏縣做摩托車修理。她卻因身體諸多不適，以及腦萎縮和胃潰瘍等病癥無法再工作了。一家人的生活，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維持。“有時連飯都吃不上”。
　　2009年，丈夫提出了離婚。理由是她的身體越來越差，負擔越來越重。現在，曾麗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養老金生活。但錢太少，“根本不敢亂用。”
　　多位貴州汞礦的退休職工說，汞礦關閉後，離婚已成礦工二代中的普遍現象。這個現象，與貴州汞礦鼎盛時期的上世紀70-80年代相比，反差巨大。
　　80年代左右，貴州汞礦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-80元工資。那會兒，銅仁地區很多縣裡的年輕人畢業後，都願意來貴州汞礦工作。“全國只有兩三個省沒有人在這裡工作。”另一個讓貴州汞礦工人自豪的事情，是他們的婚戀。“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，都能找到一個漂亮媳婦”。
　　當時，在上海等大城市暢銷的奢侈品，諸如兩百多元一床的鴨絨毯，也能很快在萬山的百貨商店賣出去。曾在貴州汞礦電影院擔任放映員的劉友培說，那些年，這個電影院經常在第一時間上映最新的國際大片，如在日本轟動一時的《望鄉》、印度的《流浪者》，而兩公裡外的萬山特區電影院，通常在兩個月後才開始放映。這種繁榮景象，讓這個偏居中國西南一隅的山區單位所在地，被貼上了“小香港”和“小深圳”的標簽。
　　礦工們走在外面，“腰桿都比別人挺得直一些”。汞礦關閉後，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壓力，讓礦工們的腰桿不再像當年直了。而那些當年衝著嫁到汞礦過美好生活的部分姑娘，正漸次頹然離去。
　　在萬山，廣為流傳這樣一個真實的事件：梅花路一名陳姓礦工買斷工齡後，妻子離他而去。他整日鬱郁寡歡，借酒消愁，最後跳樓自殺。也有人說，他是醉酒後，不慎從樓上摔下致死。
　　吸毒的失意群體
　　申玉珍的步履，像一位負債纍纍的母親在愁苦地跋涉。
　　她和黃亞平同住萬山同心社區B區。這位71歲的老婦，走路有些瘸。她的腿是在2008年開始瘸的。那年，她去貴州省委上訪，在省委門前的地上睡了一個禮拜後，腿就開始瘸了。此外，她還有高血壓和腦萎縮。
　　申玉珍是礦工家屬。1998年，她的丈夫在貴州汞礦工作了35年後，因矽肺病晚期去世。1993年，小兒子姚本強，被貴州水鋼招去做電焊工。大兒子姚本發，一直在貴州汞礦做冶煉工。弟弟去貴州水鋼這年，姚本髮結婚了，妻子吳氏是萬山人。
　　2001年，36歲的姚本發工作8年後，貴州汞礦關閉，他拿到1.9萬元買斷工齡安置費。第二年，失意落魄的姚開始吸食海洛因。剛開始，1克海洛因50元，後來漲到100多元。
　　1.9萬元很快就被花光。他後來成為低保戶，每月有230元低保金。
　　錢花光後，他賣掉萬山三角岩家裡結婚時買的彩電、沙發、戒指和床鋪。家裡值錢的物什全都變成他的毒資。毒癮鬼魅般如影隨形。他開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樣，四處尋找廢鐵賣。
　　三角岩是貴州汞礦工人的一個聚居地。除了當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，三角岩是所有貴州汞礦10個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區，人口最多時有1829人。
　　汞礦關閉後，待業青年們喜歡在這些社區里晃蕩。後來，海洛因也開始進入這個社區，成了部分無業和失意工人們釋放煩惱的東西。有時，貴陽有也有零包販毒人員來這裡兜售海洛因。
　　姚本發也是這個失意群體中的一員。
　　沒有錢買海洛因時，姚本發痛苦得在地上打滾。看到兒子的痛苦狀態，申玉珍偶爾也會從微薄的撫恤金里，拿出一點給兒子買海洛因。姚本發曾在戒掉毒癮後，在萬山找過工作，但對方說他吸過毒，名聲不好，不願聘他。
　　有一年，申玉珍給了1500元，讓兒子去外省找工作。10多天后，姚本發回來了。母親給他的錢也全部花光。他說自己去過湖南、浙江和廣東等地，工廠招工的人都說他年紀太大，不願錄用他。
　　2004年，妻子吳氏跟他離婚了。
　　他繼續開始吸毒。2013年12月6日，他被當地抓去萬山戒毒所強制戒毒。
　　當毒癮越來越大時，有的吸毒者開始選擇註射吸食海洛因。萬山一位公務員說，曾有人因為過量註射而死亡，被人們發現時，屍體已開始腐爛。
　　7月2日上午，萬山陣雨。三角岩一派靜謐。這個四處房屋垮塌、灰濛蒙的小區里，空寂冷清。如果不是偶爾從一幢平房裡傳出來的電視節目聲音，以及偶或突突駛過的三輪出租車，會讓人有步入一座死城的錯覺。
　　隨意推開一間房門，潮濕和發黴的氣息撲面而來。現在繼續留在這些破敗房子里的，是少部分60-70歲的老人。無論白晝黑夜，他們都不敢離開屋子太遠，因為經常有一些吸毒的年輕人，趁他們不在家時，溜進屋裡盜竊一切值錢的東西。幾幢上世紀80年代前後修建的樓房裡，鐵制窗欞也大多被偷走。
　　申玉珍說，當年為了幫國家還蘇聯的債務，貴州汞礦做了數億元的貢獻。“憑什麼現在讓我們來承受這樣的生活？”
　　鞋穿重了就走不動的汞中毒者
　　黃亞平的紅色三輪出租車，如果穿過同心社區，再通過汞都大道、汞都路、辰砂路，幾經蜿蜒後，就能在5、6分鐘後到達3公裡外的土坪路。袁仁純家就在這條路上一幢破舊的單元樓。
　　袁仁純在吃午飯，酒盃里的酒快要喝完了。
　　10多分鐘後，這位72歲的老人再次端著杯子，手指顫抖著喝光最後一口酒。
　　1965年，他開始在汞礦工作。1989年9月，他被查出汞中毒，鑒定為8級工傷。後來，他被送去貴州汞礦技校附近的療養院療養。療養期間，每天伙食不錯，但根本吃不下東西。
　　自周秦以來，中國就開始用丹砂來煉製據說能讓人長生不死的丹藥。現在，這種被命名為汞的致命元素，正讓原貴州汞礦部分職工，承受著中毒後的痛苦。
　　袁仁純說，汞中毒後，走上坡路時雙腳乏力，經常性頭暈。
　　當年，貴州汞礦紅火時，袁仁純曾在五坑做過冶煉的大班班長。那時每月要生產8噸汞，生產壓力和工作強度都較大，這樣的情況下，他們與汞接觸的頻率很高。
　　據《貴州汞礦史料》記載，在官方正式接管貴州汞礦兩年後的1954年，就曾因134人次汞中毒，而導致休工達600多日。之前，貴州汞礦的冶煉一直採用土竈，回收率僅為50-60%，“這意味著有40-50%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氣中，汞蒸氣濃度超過標準460倍。
　　那時，在汞礦工作時，袁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，頗受敬重，“現在沒人管我們了。”
　　另一位汞中毒者劉黑子，兩年前已去世。
　　2011年，澎湃新聞採訪他時，這位79歲的礦工，住在萬山冒水壟路一幢80年代修建的單元樓1樓里。他左手端著飯碗，右手握著筷子，正艱難地往嘴裡扒飯粒，一雙手不停地顫抖。導致他雙手顫抖的，正是多年從事汞礦工作所帶來的汞中毒。
　　在他20多歲時，他的汞中毒癥狀，僅是口腔潰爛。
　　劉黑子55歲的女兒劉紹萍拿出一個白色藥瓶，上面印著“丙戊酸鈉緩釋片”字樣。女兒回憶，父親早晚吃一片，以此來緩解雙手顫抖。除了雙手顫抖外，他還是一名塵肺病二期患者。
　　在劉黑子的記憶中，他6歲開始接觸汞。那年，他和母親從家鄉湖南麻陽縣一路乞討至貴州，最後在貴州汞礦做了一名童工。在礦上，和他年齡相仿的童工有很多。他沒有想到，這一生的命運輪盤，從此與地球上唯一的液態金屬掛上了鉤。
　　不斷顫抖的手腳，讓劉黑子的行動有些遲緩。他用手摩挲臉頰時，手是顫抖的，無法控制，“內心很慌”。走路不能穿厚重的鞋子，“每天都只能給他穿輕便的鞋子，重了就走不動。”
　　劉黑子仍記得，他的汞中毒是發生在1960年和1961年。那時，他所在的貴州汞礦五坑，每月要生產30噸水銀，只有他一個人裝罐，每罐裝50斤。
　　後來，礦上要求礦工中的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在礦洞的逼仄空間里，用高壓水沖洗汞礦石，並用刷子將含水銀的部分刷下來，再用木炭炒。年輕的劉黑子是黨員之一，他因此而成為洗礦工人。一洗就是好幾年。他的開始口腔潰爛，直到他感覺“不對”，才換了其它崗位。
　　1963年7月25日，貴州汞礦在對礦工做體檢時發現，礦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，患病率為6.6%。劉黑子正是這6.6%中的一名。24年後的1987年6月底，這個數字增加至274人。這是貴州汞礦關閉前，最後一次出現在《貴州汞礦史料》之“貴州汞礦大事記”里的記錄。
　　在萬山的“雙轉型”中，這批汞中毒者，仍在繼續承受著手腳顫抖、易怒、煩躁和精神錯亂等帶來的痛苦和煩惱。他們中的部分人，有的只吃一些維生素，有的根本不吃藥，“讓汞自己慢慢排放出體外。”
　　“以前是汞污染，現在是錳污染”
　　黃亞平的紅色三輪車，從萬山鎮東北方向的盤山公路蜿蜒而下。
　　20分鐘左右，就到了13公裡外的下溪鄉下場溪村。40歲的村民吳從玉，正坐在家裡看管兩個孩子。妻子扛著鋤頭，剛從地里回來。離他家不遠處，稻田裡的秧苗長勢不錯。
　　幾個月後，這些成熟後的稻穀，又將被賣給前來收購的外鄉人。約7年前始，吳從玉家就再也沒吃過自己種的大米。那年，他們家種出的稻穀上開始出現黑點，有的還是空殼。
　　也是從那年開始，他們家稻田旁用來灌溉的河流開始變黑。從此，稻田裡種出的糯米也沒有糯性。到了收割季節，稻葉仍是青色的。村民赤腳或穿涼鞋從河裡淌過，腳會惡癢難耐，用手撓時會潰爛。
　　污染來自上游的萬山鎮。
　　2003年，在萬山鎮創建的萬泰錳業，以生產電解錳等產品為主，生產中產生的廢水從萬山鎮註入大水溪，一直流淌至吳從玉家門前的溪流。
　　2012年11月7日16時許，萬山區萬泰錳業有限公司尾渣庫底部導洪管破裂，庫內錳渣隨溪水排放至下溪河，造成下溪河污染，下溪河匯入錦江河。污染的水流，一直順流而下註入了湖南的麻陽縣，並流經麻陽縣的13個鄉鎮，涉及10萬餘人。
　　下場溪村的30多戶村民發現，從7年前開始，他們種出的大米，吃起來味道怪怪的。自此，他們家再不吃自己種的大米了。後來，一些外地人開始來他們村裡收購稻穀，100斤130元。賣完稻穀後，他們再以每百斤240元左右的價格，去萬山高樓坪購買出產的無污染大米。
　　從那年開始，萬泰錳業開始以每百斤稻穀80元的青苗費，補貼沿溪一帶村民。吳從玉說，他們只在稻田污染後的兩年裡，將從裡面生產出來的大米賣給外地人。之後一直到現在，他和其他稻田受到污染的村民一樣，將稻田改為旱地，種植玉米和紅薯，用來喂豬和喂牛。每年，吳家需要在外地購買500斤左右的無污染大米，“用賣菜和部分低保費來購買，買了五六年了。”
　　這種情況，以前從未出現過。河水變黑的第二年，包括下場溪在內的溪畔幾百名村民，前往萬泰錳業討說法。後來，政府出面調停。
　　到了2013年，這筆費用不再發放，官方給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後，這家企業已停止生產。澎湃新聞從工信部官網檢索發現，2013年7月18日，貴州萬泰錳業被納入《2013年19個工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企業名單(第一批)》中的《2013年鐵合金淘汰落後產能企業名單》，全國有184家鐵合金企業位列其中。工信部要求這家企業在“2013年年底前徹底拆除淘汰，不得向其他地區轉移。”
　　“以前是汞污染，現在又是錳污染。”吳從玉無奈地搖搖頭。
　　在《貴州汞礦史料》里有這樣的記錄：“據貴州省環境保護局文件所說，貴州汞礦排放的廢水量每日600立方米以上，含汞濃度超過國家標準數千甚至上萬倍。”上海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蔣大和曾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，1毫克汞滲入地下，可造成大約360噸水受污染。
　　當地官方向澎湃新聞提供的一份於2014年5月印製的《新聞素材彙編》顯示，萬山受污染的土地面積約10萬畝，涉及10萬人左右。
　　萬山區環保局曾向《每日經濟新聞》透露，以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三級標準值汞含量1.5mg/kg作為對比值，萬山老礦區下游的敖寨河兩岸受污染農田土壤汞含量25.68mg/kg，超標17.1倍；下溪鄉兩岸受污染農田土壤汞含量278.5mg/kg，超標185.6倍。
　　2014年4月10日的《貴州日報》報道說，目前，針對此前因汞帶來的土壤重金屬污染，萬山特區已編製了《貴州銅仁典型區域土壤污染綜合治理項目實施方案》，擬重點對下下溪鄉和敖寨鄉沿河兩岸的4783畝污染耕地進行修複。這個項目需要投入20億元，當地官方已於2013年底上報國家環保部，尚待評審通過。澎湃新聞欲向萬山特區環保局求證詳情，萬山宣傳部以環保局相關負責人很忙而婉拒。
　　吳從玉不知道，他們家稻田裡的土壤何時才能變得安全。4、5年前，有貴陽的專家來他們這裡取過污染的土壤樣本去化驗，但吳至今並未獲知專家此次的化驗結果。
　　叫屈的末代礦長
　　至今，黃亞平他們仍在恨一個人。
　　這位被痛恨的人物，叫宋龍順，貴州汞礦的最後一任礦長，被他們稱為貴州汞礦的“末代皇帝”。工人們痛恨宋龍順的緣由，是因為宋龍順任期上，讓一度輝煌的中國汞都推向關閉。他們認為，按當時的汞礦資源，應該仍可以繼續生產一些年頭。
　　工人們認為，他們的命運發生這般波折，宋龍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
　　在這樣的邏輯推動下，從貴州汞礦關閉時起，工人們至今仍在通過各種渠道進行上訪。
　　69歲的宋龍順難過得有些哽咽。
　　2001年10月，他對2400多名在職職工宣佈，貴州汞礦因資不抵債而破產關閉。
　　13年後，他仍無法釋懷的是，從他上任到離開貴州汞礦，一直有職工在不斷舉報他。這些職工們猜測，他在擔任貴州汞礦最後一任礦長期間存在貪腐行為，並用貪腐來的錢，在北京上海等地買了房子。
　　宋龍順說，雖然自己理解職工們當時的心情，但他無法接受他們毫無根據的告狀。“在中國，很多時候謠言三遍就成真理了。”後來，警察也曾找他做過調查，但因無據可循而告終。
　　在汞礦關閉後，生活越來越無著落的職工們，仍舊在四處寫信和材料舉報他。他無法接受這樣毫無根據的舉報，覺得自己很委屈。他說自己真的有“末代皇帝”的悲涼心情。
　　事實上，1997年3月28日，宋龍順上任後就面臨很多難題。
　　那時，貴州汞礦有3個月沒發工資了，公司也有幾年沒召開職代會。他先想法籌錢發放了一個月的工資，召開了職代會，並解決了公司的生產問題。之前，因為沒有錢，公司已有兩個月沒交電費，給礦區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帶來了影響。
　　沒多久，宋龍順親眼看到，銅仁地區供電局剪掉供電的高壓線。無奈下，他最後決定用柴油機發電，並很快和臨近的玉屏縣供電局達成合作意向，對方用小水電給貴州汞礦輸電。
　　1998年是最困難的一年。國家每年撥付一千萬來支付工資，但到這年年底，仍有30萬元缺口。他開車走了5個省去要債，併在9天內用要回的貨款補上了缺口。
　　1987年11月，宋的前任們，決定在大龍投資7470萬元創辦氯鹼鎂廠。氯鹼鎂廠建好後，產品在市場上並不走俏。宋龍順說，這個投資行為，給貴州汞礦帶來了“傷筋動骨”般的傷害。
　　1999年，他仍在到處向省里和國家爭取政策和資金，來解決職工的吃飯問題等，並將近500多名職工分流到其他企業去。
　　作為中國最大的汞礦企業，貴州汞礦被關閉後，國內市場里汞的價格，曾一度因供不應求而上揚到每噸80萬元。2000年，宋龍順最後一次賣汞時，價格才每噸10萬元，“要是當時的價格能達到每噸80萬元，貴州汞礦就不會馬上宣佈關閉了，至少還可以延續幾年。”
　　“中國汞都”的轉型，在五年後進入了實質性階段。
　　2011年以來，萬山啟動了總面積30平方公里的“萬山轉型工業園區”，目前已入駐51家企業。2014年底，萬山區政府將搬遷到銅仁市的謝橋新區，這裡將成為銅仁市經濟發展的兩翼，另外“一翼”是銅仁的碧江區。
　　官方的這兩大轉型之舉，似乎沒有給這個前礦工群體帶來太多欣喜。他們仍不想輕易放棄上訪，只是不知道新一輪的上訪，將於何時候出發。
　　黃亞平的“富路”三輪車，發出更加沉悶的突突聲，向著汞都路方向繼續疾馳。
　　(應受訪者要求，文中受訪者楊明軒為化名)(來源：澎湃新聞thepaper.cn)
(原標題：貴州萬山礦工陷汞毒泥潭 "汞都"申請20億元治毒)